|
在云南会泽县大井镇的山坳里，一栋闲置的乡村建筑墙体斑驳，玻璃蒙尘。这里曾是会泽县大井镇卫生院黄梨树分院的旧址，也是宁佰万一家二十年悲欢的见证。从响应公权力号召举债建所，到机构几度变更性质，再到撤销与复议的反复拉锯，这场围绕乡村卫生机构的行政纠纷，暴露出基层执法与监督体系中的深层矛盾。
公权力主导下的“建所—变更—撤销”三部曲 时间回到2002年，会泽县卫生局、大井乡政府等部门联合发文，将宁佰万从马安村委会调配至黄梨树村委会，要求其投资建设村卫生所。这份带有行政指令性质的《组建实施方案》，让当时还是乡村医生的宁佰万坚信这是“为国家做事”。他东拼西凑举债建起房屋，成为黄梨村卫生所负责人。 2003年，因原村医不愿合并，经三级部门同意，卫生所改设为“大井镇卫生院第一门诊部”；2006年，又升格为“会泽县大井镇卫生院黄梨树分院”，明确为全民所有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。会泽县卫生局为其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注明宁佰万为负责人，同时赋予新农合报销权限，指定镇卫生院派驻医护人员——这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，为分院的合法性奠定了制度基础。 转折发生在2008年5月16日。会泽县卫生局突然发文撤销黄梨树分院，援引《执业医师法》和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相关条款作为依据。但这份撤销决定，随后被县政府2009年的行政复议推翻。复议决定书明确指出，撤销决定“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、适用法律错误、程序违法”，属无效行政行为。
生效文书成“沉睡条款”：五年空窗期的民生代价 按照法律规定，2009年5月1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，本应成为纠正错误的终点。会泽县卫生局甚至书面承诺，若2009年5月28日前未起诉，将履行复议决定。然而，这个期限成了宁佰万维权路上的“分水岭”——此后五年，复议决定始终停留在纸面上。 “卫生局既不起诉，也不执行，就这么拖着。”宁佰万回忆，分院药品过期变质，医疗设备锈蚀报废，他举债建设的房屋闲置至今。更致命的是，他的乡村医生资格被恶意注销，失去了谋生手段。一家人陷入“孩子学费靠借，日常生计无着”的困境，“最困难时，锅里连米都没有”。 2013年底，在宁佰万跪求县领导后，大井镇卫生院才按半价收购了过期药品和部分设备，核销了部分新农合补偿款。但截至目前，仍有70354.7元补偿款被镇卫生院拖欠，这笔钱是当年分院为患者垫付的报销费用。
三级监督体系为何“层层空转”？ 一份生效的行政复议决定，为何能被搁置五年？梳理整个事件，监督体系的缺位尤为刺眼。 会泽县政府作为复议机关，在撤销原撤销决定后，未履行法定监督职责，既未督促卫健部门恢复分院运营，也未组织和解，被指“监督不力、行政不作为”。而省、市两级部门在接到申诉后，仅作转办处理，未采取责令整改、约谈责任人等实质性措施，形成“层层转办、层层空转”的怪圈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会泽县卫健局在复议决定生效后，采取了一系列“变相阻挠”措施：不派医生、停新农合报销、刁难许可证校验，甚至注销申请人从业资格。这种“以权压法”的行为，使得行政复议维护合法权益的立法初衷落空。 2014年，宁佰万向省政府提起行政申诉，省、市两级均要求会泽县依法处理，但问题仍未解决。直到2025年5月，上级第六巡视组将此案转交省司法厅，明确要求一个月内办结，这起沉寂多年的纠纷才重现转机。 乡村治理中的法治考题：谁来为“程序空转”负责？ 在黄梨树分院纠纷中，几个关键问题值得深思：当行政机关拒不执行生效复议决定时，监督机制应如何发力？公权力引导私人投资后，如何避免“卸责式”执法？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指出，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，复议机关对生效决定的执行负有监督职责，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履职情况也有监督义务。“会泽县的案例中，三级监督体系同时缺位，反映出基层法治建设中‘重决定、轻执行’的倾向。” 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会泽县卫健局将责任推给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大井镇卫生院，试图以“民事纠纷”掩盖行政责任。而2013年的半价收购协议，被宁佰万认为是“以民事行为替代行政赔偿”的无奈之举——“卫生院没有行政许可权，凭什么处理卫生局批办的机构？” 如今，上级巡视组的督办让这起纠纷迎来新的可能性。但对宁佰万而言，二十年的维权路早已超越个案本身。“我要的不只是一笔补偿，而是想弄明白：为什么生效的法律文书，在基层就落不了地？” 在乡村振兴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双重背景下，黄梨树分院的命运，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生计，更考验着基层治理体系将“纸面上的法‘转化为’行动中的法”的能力。这场跨越二十年的纠纷，终将成为观察中国基层法治进程的一个微观样本。对此，媒体将针对此事件持续跟进报道。 来源：晨报资讯
|
